前几周去体检。去年十一月月初本来单位也组织了体检，在石景山的一家医院，不到七点出门，啥也没吃，憋着内急下楼打车，车已经打到了，但单元门没出去，因为小区里出现了阳性被封，赶上了最后一波封控体验，直到十二月。体检这茬也就错过了，直到今年。

在医院里做彩超，体检医生在我脖子上划拉来划拉去，嘴中念念有词，临了问了我一句之前有没有做过穿刺检查。我也算半个搞医学研究的，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应该是长了个不大不小的结节。现在甲状腺结节是常事——甚至甲状腺癌都不怎么算癌症——因此我也不以为意。过了一周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有重大异常项目：结节分类4类，建议3-6个月后复查，必要时穿刺确认。电话挂了，还给我发了个短信，确实贴心。

我心里大概波动了五分钟：都说结节是气出来的，这几年确实也受了不少气，人善被人欺，以我的性格来说，倒也不太奇怪。当然也有说结节是精神紧张导致的内分泌失调，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些。当然了，我相信科学和我自己的判断，于是该干嘛干嘛，也没放心上。

又过了几天，我才发现其实自己并不是完全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我开始期待体检报告的早日出炉——想知道到底是分到了哪一个亚类，恶性风险有多高。每天打开医院的APP看一看，还去计算了上一波老师体检出报告的周期，推算自己拿到报告的大概时间。我还会不自觉地摸我的脖子，想感受一下是否会有地方异常地疼痛——摸久了，自然而然会觉得有些异样，不知道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给摸坏了。此外，这件事情极大增加了我对工作的厌恶程度，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上班摸鱼，甚至在办公室关起门来看B站或事玩数独。或许是因为觉得工作欠我这么多，我要小小报复一下。

有一天冒着寒风下班等公交，听《电影大辩》讲侯孝贤的那一期播客。播客里讲，侯导得阿兹海默有几年了，还在坚持创作；但疫情期间感染了新冠，对身体打击颇大，最终只能退休。我就想，如果我真的得了甲状腺癌，那跟侯导也有了点联结：如果我去年晚一天被封控，说不定我去年就能查出来，及早干预。呵，这就是命运。

公交站旁边有个盒马的保安，靠在树上站在我的上风口抽烟，烟雾直愣愣扑到我脸上。我往后退了几步躲开，过了不到一分钟，脑袋上传来一声巨响，原来是乌鸦的粪便砸在了我的头上。狼狈地擦干净（怎么可能擦干净），才想起来我当时为啥要站在那个下风口：那是地上为数不多没有被白色鸟屎覆盖的地方。大概从我读博士时开始，这些乌鸦每到冬天的晚上就会从圆明园飞到学校东门附近消夜，我在这附近混了这么多年，凭借自己的生存智慧从未中招，今天却因为抽烟的保安大哥终于陷入泥淖。脑子里刚想到了命运，命运之神就显灵了，不得不服。

然后回家路上思考了一下我玩数独的行为。虽大多数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工作上总是觉得自己疲于奔命力不从心。玩数独是一种有一点点挑战但最终总能成功的事情，恰好躺在了聪明才智的边缘之内，说夸张点，是一种思维的自渎行为，快乐但空虚。我想如果侯导给我拍个电影，那可能会用三五分钟的时间拍摄我在办公室玩数独的画面。

我最近总在盘算躺平这件事，并和那些退隐山林的娱乐圈明星产生了强烈的共情。以前录节目时，总说某某某真可惜，事业巅峰时期退隐，再也不出来唱歌了，给大家留下多少遗憾。现在一想挺好，遗憾是别人的，快乐是自己的。有音乐梦想自然好，没有了就干别的，何苦难为自己。哪吒乐队有一个金句我时常引用，「你觉得恨却离不开」；现在想想，至少我自己是「你觉得恨却不离开」，怪不得别人。当然还是没想清楚离开了可以去哪儿，但至少要给自己的甲状腺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