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渍

    我的故事


    { 姥姥 }

    过年回家收拾姥姥的东西,找到一个姥姥未完成的自传,她自己命名为《我的故事》,被划掉的初始版题目是《我的冬春夏秋》。写在中小学常见的白纸作业本上,十页半;她还将修订后的版本誊抄到了另一个作业本上,内容大同小异,但只誊写了两页。她只写了自己出生到16岁参加工作的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姥姥一生坎坷,我想有人愿意阅读她自己描述的自己人生初始十几年的故事,应该也会高兴吧。

    初来到这个世界,我父母双全。我想因我的姐姐多,不会得到多少父爱;母亲一定是爱我的,因为我是她身上掉下的肉:自己身上的肉再多,可是掐哪一块都疼。就在我一周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了。也许我还没喊过自己的“妈妈”。那时我还没有断奶,哭个不停,姐姐只好抱着我去左邻右舍家找正在哺乳期的妈妈解个馋。

    埋葬了妈妈,小姨就把我抱走了。因为小姨前不久死了一个女儿,抱去我正好填补她(他)们失女之后的空虚和痛苦。小姨一家对我很好,爷爷奶奶叔叔姑姑都把我当自家孩子,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我10岁那年,爷爷又把我叫去住了七八天,姑姑还想起当年她上山给我打“污麦”吃;没找见好的,只找了个开花的“污麦”,姨夫还骂了她一顿)。

    这样美好日子太短了。第二年的正月小姨又去世了,当时我才虚3岁。不到一年的时间,相继失去了两个妈妈。小姨入土时,不记得我是怎么去的山上,只记得坐在山坡的“洼拉达”里玩。现在想想可能是有人抱着我给小姨扛幡去的山上。送走了小姨,舅舅和五姨就抱我离开了小姨家。亲姨没了,姨夫会再娶。如果我在,对他对我都没有好处。这时,父亲已经续弦,正在岳父母家拜新年。舅舅听说了,就直接把我送去交给了父亲。长大后舅舅告诉我,当时父亲含泪把我抱在怀里时,继母立刻拉下了脸。

    不管怎样,我又回到了出生的家。这是个大家庭,有伯母,还有伯母的两个儿子和儿媳;我们这一支有父亲、继母、哥哥和三个姐姐,还有我。同时,这也是一个礼教比较严格的家庭,什么尊长爱幼、夫唱妇随、不讲粗话……老子说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子女只有照办的权利。二嫂说她和二哥年轻时,伯父已经不在了,只有伯母;二哥外出办事,不管多少天,回家后必须先去伯母屋汇报出外办事的情况。记得小时候哥嫂、姐姐都喊我五妹子,就连比我大三四十岁的堂哥嫂也一样,从不叫小名儿。所以,在这种家庭的遗传和熏陶下,我就立志长大以后做个贤妻良母、孝顺媳妇。我对义父母也是言听计从,只是我读书的事没听父亲安排。结婚后对公婆也是如此:就我那方圆几十里都难找的矫情婆婆我也没跟她翻过脸;我的对策是不出声,任她说道、指桑骂槐等。

    我回家后,同三姐、四姐住在大娘屋(大姐已出嫁),父亲和继母住对面屋,伯母的两个儿子和儿媳住东西两厢,我哥和赶大车的车夫住一屋。这样过了不知多少天,大娘就撵我去父亲屋里住,我只好抱着枕头战战兢兢地走进了他(她)们的屋子。人是住在父母的炕上了,但一切都得自理;记得有一次拉肚子,还没走到院子里,刚走到外屋就便了。这时两个嫂子已经来做饭了,还是她们帮我收拾的。我的父亲和继母依然在炕上睡觉。

    记忆中,继母没单独打过我,可能是在那样一个大家庭她是不敢施暴的。只是有一次中午,她和父亲都在炕上睡觉,我出二门去前院玩,不小心摔了跤,挫疼了脸,哇哇哭起来,吵醒了他们。继母让三姐把我抱进屋,用苕帚疙瘩打我,打了几下后父亲说“拿来我打”,他又接过苕帚打,后来还是三姐把我抱走了。后来家里住了很多解放军(我家有三层院子,房子很多),他们教我唱歌:《黑拉拉拉拉》、《我是一个兵》……这是我在这个家中最快乐的日子。他们是我唱歌的启蒙老师;直到老了还是爱唱,可惜没有那个环境了,嗓子也不行了。再后来,解放军走了,不久我家里所有的人都走了(长大后听堂哥说那是“斗争”,我家被扫地出门,院子里住进了几家贫农)。嫂子们各自回了娘家,其他人也各奔了亲戚家,还是继母带了我几天。有一次我因上火嘴烂了,在远支五哥家喝热粥时不敢大口喝,继母见了很生气打了我一巴掌,又骂了几句。我只好忍痛含泪把一碗粥喝下。

    我第二次回到这个家整整呆了一年,第二年的二、三月间,是舅舅托人把我送给了东坡村的王家。当时义父54岁、义母34岁,他们结婚16年没有生育,所以领养了我。这时我虚4岁,有一些记忆:是小马架周家兄妹把我送到家的。还有,进门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们去得很早,进门时,义母在做饭,义父在洗脸。过了一会儿,送我的哥哥走了,大姐留下来陪了十多天也偷偷地走了。

    义父母对我还是很好的,1950年闹灾荒,人们的主食50-80%是野菜,天旱雨少,野菜可苦可苦了,义母怕我吃不饱,做菜干饭时先给我盛出一碗净米的,然后再掺菜他们吃。她没生育过孩子,脾气又不好,我挨打是常事,哪怕是丢了一根针,烧火时出到灶外一点火也要挨打。我4岁就拉风箱了。

    50年秋还是欠收,我们一家三口下了关东——黑龙江省讷河县。我们奔亲戚去的,那里有义母的父亲、继母和弟弟。听母亲说他们是她18岁时,给她找了个“偏房”(二婚的)又长她20岁的丈夫就去闯关东了。在关东呆了三年,在那里还上过几天夜校,主要是学汉字。那时我的记忆力很强,所有夜校的大人小孩我认字最多。夜校老师也发奖,奖品是两根粉笔。我从小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春夏有时跟着猪倌去野地里放猪、采野花(那里土地多人少,荒草地到处都是)。中午和伙伴们一起去村头水泡子里找野鸭蛋,因为水泡子里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水葱,有很多野鸭子在那里藏身觅食、繁殖。当然,如果回家晚了,没能帮忙做饭,挨打是难免的。回去后,自己发现晚了,吓得离义母很远就快说好话、如何改过等,都无济于事。

    52年抗美援朝开始了,那里离朝战区还是近些,经常有美国飞机往下扔有毒的铅面、罐头等,整天弄得人心惶惶。同时那里离婚盛行,是凡父母包办的婚姻,不论老少,想离婚,政府都允许,家产平分。可能是出于这两种原因吧,年底,我们从关东搬回了老家。尽管如此,躲过了美国飞机的有毒物品,还是没躲过母亲的离婚。全国政策是一样的,母亲不但是包办婚姻,而且比义父小20岁。从东北回来后勉强陪父亲过了春节,农历二月就去离婚了。

    记得他们只去了一次县政府(那时县政府在八里罕)就判离婚了。离婚前,义母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政府问时,我一定要说愿意跟她;如果我跟了义父,他不会给我做饭吃、不会给我做衣服等等。当场我照说了,就把我的监护权判给了她。房子归父亲,其他东西分三份,母亲带着我和那两份东西去了她一肯中乡的表弟家,后来又去了她八舅家(她继母的弟弟)。

    父亲自己在家受不了了,每天不及时吃饭,屋里呆不住,每天除了蹲墙根,也不和别人说话。王家产门很大,大家都看他很可怜,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快去找孩子舅舅,帮你把孩子要回来和你做伴吧。”父亲觉得这是条路子,第二天就去找我三舅,那时候不但通讯不发达,消息传得也慢,我家和三舅家才相隔二三里路,母亲离婚把我带走的事他根本不知道。听说后三舅很生气,责怪父亲这事为啥不早告诉他,如果他知道不会让她带走我:因为当年他是把外甥女送给王家的,是冲父亲老实厚道。责怪归责怪,吃中午饭,他还是和父亲一起去一肯中大马架子找到了母亲。他们去时,我正在外边和小朋友们玩耍,怎么和母亲说的我不知道;走时只听三舅说,让我多穿点衣服,他家孩子多没有盖的。现在才理解舅舅的用意。晚饭前我回到了家,饭后,王家的人听说我回来了,大人和孩挤了一屋去看我,同时也听三舅讲他们是怎样把我领回来的、以及回来对父亲和我都有什么好处。我在窗前和伙伴们玩耍,那时虽然没有电灯,借着小煤油灯透过窗户纸的那点儿亮光,我们玩得也很开心。我才走了一个多月,伙伴们见了既不陌生又很亲切。我也是边玩边听屋里大人们都说些什么。三舅说的一句话使我很茫然:从大马架子走时,他明明说是领我回来去他家住几天,然后由他亲自把我送回去,让母亲朝他要姑娘;今天他却说:“这回来多好哇,和她父亲做个伴,离姥姥家也近,她母亲是要回东北嫁人的,不管嫁给谁也是‘带犊子’。”第二天早饭后,舅舅领我去了他家,还从我家拿了一床褥子。路上我问舅舅昨天为啥说那话,他又重新给我讲了利弊关系。当时我想舅舅可能是对的,也就没再说什么。

    我在舅舅家住了八天,父亲就把我接回来了(父母争夺的过程,见后文)。从此我和父亲相依为命。我们生活也可以,土改时分了一些地,加上自己的共有四十亩地,山地种高粱和荞麦,平地种谷子,也种少许玉米;院子里除了走路的地方,都种小麦,收了小麦种白菜萝卜。美中不足的是我和父亲都不会做饭,荞面只能做疙瘩汤,小米只能捞干饭,什么干粮也不会做。偶尔贴一次高粱面或小米面饼子,大小不一,一锅如果能贴10个,贴5个空间就没了,只好用铲子铲下一半再贴到空地儿。我贴饼子或刷碗都蹲在锅台上,因为个子小,才10虚岁。如果过年过节吃饺子,就我隔壁三嫂来给和面和馅。时间长了,我和父亲也逐渐学会了擀面条、烙面糊子饼、炒鸡蛋等。我们也每年喂一口猪。那时的猪一年也不超百斤,杀后很少卖肉,除非邻居非要买十几斤过年吃,却不过情面才卖给他,因为我们的猪吃粮多、肉膘厚。这些肉过年肯定吃不完,那时的储肉方法只能是吊在闲屋的梁上让它变成腊肉。我小时候最不能吃肉,肥肉连边都不能沾,一直到结婚后的前两年我还是一点肥肉不能吃。后来也逐渐能吃肥瘦相间的肉了,因为丈夫家太穷,可以说是穷户家里挑出来的穷户,一年也就吃三顿放肉的菜(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我每天除了帮父亲做饭、刷碗、喂猪鸡,就和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打棒玩、跳格、踢毽子;有时堂哥王文采(王家唯一一个读过几年私塾的人)还给我们出一些智力题,如:板凳鏊子三十三,一百条腿朝着天,野鸡兔子四十九,一百条腿满地走……不管什么题,最后能说出正确答案的人,只有我。那时候,自觉每天都很快乐,生活充满阳光;也不挨打了:父亲从不打我,也不用粗话骂我。那时的孩子都非常听话,虽不打骂,但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不敢违背。

    因为母亲总想领走我,所以这一年父亲没敢让我上学。年底,关东的大舅把她接走了,第二年我才上学。那个年代,村里的户数少,上学读书的孩子更少。我11虚岁上学,在班上年龄也是小的,还有16岁的呢。学校都是复式班,我刚上学时,村里就一个老师,还是外村的,一、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七八个学生围着一个方桌,写字时还相互碰撞;老师给一个年级讲课,其余两个年级的学生写字,很难维持秩序。乱起来,老师就拿教鞭敲讲桌,再静不下来就抽捣乱说话的学生。这种方法还是起作用的,老师于是再接着讲课。我升入二年级的时候,原来的老师调走了,又调来两个老师。这时已经四个年级了,一个老师教两个年级,叫二组复式:一、四年级复式,二、三年级复式。老师给我们二年级讲完课,让我们做作业,再给三年级讲课。我做作业很快,还几乎没什么错误。做完我就听三年级的课,基本也能听懂,有时也像三年级同学一样记点笔记(笔记本是把写过的作业本合成64开,字合里面,把切面钉上;向老师交的作业本也是自己钉,也就是把买来的大白纸或黑纸钉起来;黑纸比白纸便宜一分钱,我的作业多数是黑纸)。这样一年下来,三年级的知识我也能理解80%。升三年级时期末考试,我的语文、算术都是100分。年初开学时,老师宣布我跳级,跳过三年级,直接升四年级。因为原来的旁听,学习四年级的课程我一点都不吃力,渐渐地我的成绩又名列前茅。

    村校只有一到四年级(初小),升“高小”后,也就是五、六年级,就得到十几里路程的巴里营子总校去就读。考上高小了,父亲很高兴,就是中午干完活自己做饭也心甘情愿,因为我就是他的希望、并且能给他养老送终的人。因为路远,中午带饭(一个高粱面或小米面饼子和一块咸菜疙瘩),中午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吃饭了,只有我们几个离家远的坐在教室里啃凉干粮。只能是下午放学后,走上十几里路回到家和父亲一起做顿热乎饭吃。我们营子在高小念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男生,比我高一年级,我们从不一起走。十几里的空地,每天只有我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觉得很害怕。从农民把种子撒在地里,到间苗、收割、刨茬子,目睹了全过程。

    就在我五年级第一学期时,有人对我父亲说:“一个姑娘家念那么多书有啥用,能记个豆腐账就行了。念多少书将来也得出嫁。不念书至少还能在家给你做饭、喂猪鸡,省得你干完活回来还得自己做饭吃。”父亲一听认为这话有道理,就提出让我退学。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因为我太想读书了。我不听,父亲就把我的书包锁在箱子里。等父亲上山干活走了,我空手也去上学。老师发现我不做作业,问明原因后,第二天就到我家做家访。那天是星期天,老师说服了父亲,答应星期一让我上学。星期日父亲没去干活,我整整跟他说了一天好话,内容就是:我准备怎样起早贪晚帮他做饭、喂猪鸡,以及干其他力所能及的活,念完书,找工作挣钱给他养老等等。星期一早晨,我早早起床、做饭,喂了猪鸡,满怀希望地等父亲回来吃完饭去上学。这时,父亲起来去外边呆了一会儿回来后又说不让我上学了。我又空手到学校,把情况告诉了班主任老师。老师觉得失去我这样一个学生很可惜,因为我的各科成绩在班上都是第一。那时候“5分”制,我的作业本和试卷几乎全是5分,偶尔一次得了4分,我是非哭不可。因为爱哭老师也批评过我,说小性子、娇气等。因此,班主任老师就去校长室把情况汇报给了校长。当天下午校长就去我家做家访。校长叫王维新,是管整个“五区”的总校长,五区包括现在的大双庙、甸子、必斯营子和榆树林子四个乡。人家能在百忙之中去我家做父亲的工作,而且从那一次后父亲再没改变主意,一直到小学毕业。

    毕业那年是1959年,国家计划要普及小学教育,经有关部门批准,宁城招了一个初师班,我是我校两个班应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考入的,另一个是复习生。开始时计划三年毕业,后来因普及小学教育、教师不足就给我们开“快车”,一年学完三年的课程,提前毕业参加工作。从此,我的人民教师生涯开始了,直到退休。这是王维新校长的那次家访改变了我的人生。至今我也很感谢他,可惜他早已离开了人世间。

    我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是养父没能给我尽孝的机会。我当老师了,把他高兴得不得了,亲戚、邻居奔走相告,他觉得老来有靠了。之前,老叔几次想把他家三儿子过继给父亲,可父亲始终没答应,说什么就指着姑娘这一把镐头刨了。

    我60年参加工作,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计划经济,每月工资只有18.5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市场上只够买一斤火烟或一挑子白菜,每月的工资除了吃饭所剩无几。我没能给他老人家买过一双鞋和一件衣服:那时每人每年国家只发给二尺半布票,我们两口人的布票都做不了一件衣服,供销社根本就不卖成衣。记得一到春天换季时,拆了棉裤把棉花拿出来,合上里子做成夹裤穿。农村都成立了合作社,耕种质量差,又加上天旱,粮食欠收,又要交公粮,分到每个人头的就不多了。家家粮食不够吃,不足的部分用瓜菜代。我唯一回报给父亲的是24斤小米,国家职工每月32斤细粮。学校冬天吃两顿饭,每顿4两米,每月剩下4斤留到夏天吃三顿饭时补上。我回家看见父亲因为吃灰菜腿都肿了,回学校后把我冬天省下的24斤小米领出来送回了家。

    来一场冒险


    { }

    昨天男友回到了广东的家中。他前年跟家里人出柜,中间当然曲折不断,但他父母有一个核心诉求一直没有很好被解决,就是他们的养老问题。之前想着为了未来的大孙子,还是可以来北京这样的苦寒之地养老;现在孙子飞了,他们肯定是不想来北京的;但人老了难免焦虑未来的赡养问题,所以希望他能回广东发展。这次回家,男友也提到他愿意回广东,二老自然圣心大悦,准备年后就开始慢慢筹谋这件事。

    男友之所以敢这样答应,当然也是因为我本身也想离开北京了。我在北京呆了十四年,眼见着这个曾经令我深深迷恋的城市逐渐无趣、令我疲惫:这当然有城市变化的原因,但很大一部分也在于我2019年开始终于离开了校园居住,需要租房、通勤、柴米油盐,真正涉入了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经历了这几年的锉磨,我深深意识到,北京确实不是什么好的生活居所。同时,工作一年多以来,在体验了中国科研的异化过程后,也逐渐觉得对此失去了兴趣。在这个学校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难受得很。

    离开北京这事儿我也琢磨了一阵子,但昨天男友和家里人表了态,意味着这件事可能在两三年内就要发生了(当然也未必,也要看能搞成什么样子)。我大概想到了四件事,第一条当然是害怕我俩节奏不同步,要异地好几年。我当然不信异地恋的邪,也头铁谈过两年的失败的异地恋,但和男友朝夕相处两年多,真的很难想象再分居两地会是怎样。第二条是朋友都在北京怎么办:当然我和朋友们也聊过离开北京的事情,但也终究舍不得。不过现在技术发达,出差也频繁,两三个月见一次面(当然不要再来什么奇怪的像疫情一样的事情——谁说得准呢),也不是什么难事。第三条是我去广东要干嘛,是留在科研界还是去工业界。这几年勤勤恳恳做小老板,当然学到了不少东西,自认为能力也还不错,但真要自立门户、选个自己要发展的方向还是非常困难的。我现在无傍身之神技,什么都会一点,但都不算自己的招牌;今年要申请面上项目了,迟迟没动笔,因为不知道该写啥。第四条是怎么跟老板们开这个口说我要走了,不过这个也不算什么大事,大家彼此扶上马、走一程,已经是很难得了。

    年前在实验室遇见了一个师妹。师妹和组内的一个同级同学(硕士、早就毕业了)在读书之时恋爱至今。我问她毕业后的打算,她说想出国做几年博后看看。我大为震撼:这个答案在我很多师弟师妹口中都听到过,但如果是我我很难在一段关系存续的过程中独自出去几年。我这十几年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用「随波逐流」形容,从大学选专业、到读博士、到博后、到工作,都是找了个手边的机会就做了。很多人问我为啥不出国,我一言以蔽之,懒。这还不仅仅是不想学英语的懒,也是懒得去调整自己、去争取机会。同时,我又是一个把爱情当事业的人,在几次人生选择的路口总是有些情感因素掺杂,来来回回就混到了今天。于是我想,如果我俩异地了两三年,那也就像是我出国做了个博后,他们都敢,为啥我不敢。

    想到这层我也就释然了。当然我还是没想清楚面上项目应该写写啥。今天刚刚审完一个稿子(大年初一DDL),韩国人写的,大家都要过年,二审就直接放过了他们。年前的事情终于都完成了,歇歇再说吧。

    去年香港著名的女子数学摇滚乐团鸡蛋蒸肉饼GDJYB的两名成员迁居台湾,以「绝命青年」为名发行了一张专辑,《来一场冒险》。疫情和很多事情蒸馏了我在乎的事情,那既然有些事情特别在乎,不如为了这些事,来一场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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