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收拾姥姥的东西，找到一个姥姥未完成的自传，她自己命名为《我的故事》，被划掉的初始版题目是《我的冬春夏秋》。写在中小学常见的白纸作业本上，十页半；她还将修订后的版本誊抄到了另一个作业本上，内容大同小异，但只誊写了两页。她只写了自己出生到16岁参加工作的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姥姥一生坎坷，我想有人愿意阅读她自己描述的自己人生初始十几年的故事，应该也会高兴吧。

初来到这个世界，我父母双全。我想因我的姐姐多，不会得到多少父爱；母亲一定是爱我的，因为我是她身上掉下的肉：自己身上的肉再多，可是掐哪一块都疼。就在我一周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了。也许我还没喊过自己的“妈妈”。那时我还没有断奶，哭个不停，姐姐只好抱着我去左邻右舍家找正在哺乳期的妈妈解个馋。

埋葬了妈妈，小姨就把我抱走了。因为小姨前不久死了一个女儿，抱去我正好填补她（他）们失女之后的空虚和痛苦。小姨一家对我很好，爷爷奶奶叔叔姑姑都把我当自家孩子，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我10岁那年，爷爷又把我叫去住了七八天，姑姑还想起当年她上山给我打“污麦”吃；没找见好的，只找了个开花的“污麦”，姨夫还骂了她一顿）。

这样美好日子太短了。第二年的正月小姨又去世了，当时我才虚3岁。不到一年的时间，相继失去了两个妈妈。小姨入土时，不记得我是怎么去的山上，只记得坐在山坡的“洼拉达”里玩。现在想想可能是有人抱着我给小姨扛幡去的山上。送走了小姨，舅舅和五姨就抱我离开了小姨家。亲姨没了，姨夫会再娶。如果我在，对他对我都没有好处。这时，父亲已经续弦，正在岳父母家拜新年。舅舅听说了，就直接把我送去交给了父亲。长大后舅舅告诉我，当时父亲含泪把我抱在怀里时，继母立刻拉下了脸。

不管怎样，我又回到了出生的家。这是个大家庭，有伯母，还有伯母的两个儿子和儿媳；我们这一支有父亲、继母、哥哥和三个姐姐，还有我。同时，这也是一个礼教比较严格的家庭，什么尊长爱幼、夫唱妇随、不讲粗话……老子说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子女只有照办的权利。二嫂说她和二哥年轻时，伯父已经不在了，只有伯母；二哥外出办事，不管多少天，回家后必须先去伯母屋汇报出外办事的情况。记得小时候哥嫂、姐姐都喊我五妹子，就连比我大三四十岁的堂哥嫂也一样，从不叫小名儿。所以，在这种家庭的遗传和熏陶下，我就立志长大以后做个贤妻良母、孝顺媳妇。我对义父母也是言听计从，只是我读书的事没听父亲安排。结婚后对公婆也是如此：就我那方圆几十里都难找的矫情婆婆我也没跟她翻过脸；我的对策是不出声，任她说道、指桑骂槐等。

我回家后，同三姐、四姐住在大娘屋（大姐已出嫁），父亲和继母住对面屋，伯母的两个儿子和儿媳住东西两厢，我哥和赶大车的车夫住一屋。这样过了不知多少天，大娘就撵我去父亲屋里住，我只好抱着枕头战战兢兢地走进了他（她）们的屋子。人是住在父母的炕上了，但一切都得自理；记得有一次拉肚子，还没走到院子里，刚走到外屋就便了。这时两个嫂子已经来做饭了，还是她们帮我收拾的。我的父亲和继母依然在炕上睡觉。

记忆中，继母没单独打过我，可能是在那样一个大家庭她是不敢施暴的。只是有一次中午，她和父亲都在炕上睡觉，我出二门去前院玩，不小心摔了跤，挫疼了脸，哇哇哭起来，吵醒了他们。继母让三姐把我抱进屋，用苕帚疙瘩打我，打了几下后父亲说“拿来我打”，他又接过苕帚打，后来还是三姐把我抱走了。后来家里住了很多解放军（我家有三层院子，房子很多），他们教我唱歌：《黑拉拉拉拉》、《我是一个兵》……这是我在这个家中最快乐的日子。他们是我唱歌的启蒙老师；直到老了还是爱唱，可惜没有那个环境了，嗓子也不行了。再后来，解放军走了，不久我家里所有的人都走了（长大后听堂哥说那是“斗争”，我家被扫地出门，院子里住进了几家贫农）。嫂子们各自回了娘家，其他人也各奔了亲戚家，还是继母带了我几天。有一次我因上火嘴烂了，在远支五哥家喝热粥时不敢大口喝，继母见了很生气打了我一巴掌，又骂了几句。我只好忍痛含泪把一碗粥喝下。

我第二次回到这个家整整呆了一年，第二年的二、三月间，是舅舅托人把我送给了东坡村的王家。当时义父54岁、义母34岁，他们结婚16年没有生育，所以领养了我。这时我虚4岁，有一些记忆：是小马架周家兄妹把我送到家的。还有，进门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们去得很早，进门时，义母在做饭，义父在洗脸。过了一会儿，送我的哥哥走了，大姐留下来陪了十多天也偷偷地走了。

义父母对我还是很好的，1950年闹灾荒，人们的主食50-80%是野菜，天旱雨少，野菜可苦可苦了，义母怕我吃不饱，做菜干饭时先给我盛出一碗净米的，然后再掺菜他们吃。她没生育过孩子，脾气又不好，我挨打是常事，哪怕是丢了一根针，烧火时出到灶外一点火也要挨打。我4岁就拉风箱了。

50年秋还是欠收，我们一家三口下了关东——黑龙江省讷河县。我们奔亲戚去的，那里有义母的父亲、继母和弟弟。听母亲说他们是她18岁时，给她找了个“偏房”（二婚的）又长她20岁的丈夫就去闯关东了。在关东呆了三年，在那里还上过几天夜校，主要是学汉字。那时我的记忆力很强，所有夜校的大人小孩我认字最多。夜校老师也发奖，奖品是两根粉笔。我从小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春夏有时跟着猪倌去野地里放猪、采野花（那里土地多人少，荒草地到处都是）。中午和伙伴们一起去村头水泡子里找野鸭蛋，因为水泡子里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水葱，有很多野鸭子在那里藏身觅食、繁殖。当然，如果回家晚了，没能帮忙做饭，挨打是难免的。回去后，自己发现晚了，吓得离义母很远就快说好话、如何改过等，都无济于事。

52年抗美援朝开始了，那里离朝战区还是近些，经常有美国飞机往下扔有毒的铅面、罐头等，整天弄得人心惶惶。同时那里离婚盛行，是凡父母包办的婚姻，不论老少，想离婚，政府都允许，家产平分。可能是出于这两种原因吧，年底，我们从关东搬回了老家。尽管如此，躲过了美国飞机的有毒物品，还是没躲过母亲的离婚。全国政策是一样的，母亲不但是包办婚姻，而且比义父小20岁。从东北回来后勉强陪父亲过了春节，农历二月就去离婚了。

记得他们只去了一次县政府（那时县政府在八里罕）就判离婚了。离婚前，义母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政府问时，我一定要说愿意跟她；如果我跟了义父，他不会给我做饭吃、不会给我做衣服等等。当场我照说了，就把我的监护权判给了她。房子归父亲，其他东西分三份，母亲带着我和那两份东西去了她一肯中乡的表弟家，后来又去了她八舅家（她继母的弟弟）。

父亲自己在家受不了了，每天不及时吃饭，屋里呆不住，每天除了蹲墙根，也不和别人说话。王家产门很大，大家都看他很可怜，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快去找孩子舅舅，帮你把孩子要回来和你做伴吧。”父亲觉得这是条路子，第二天就去找我三舅，那时候不但通讯不发达，消息传得也慢，我家和三舅家才相隔二三里路，母亲离婚把我带走的事他根本不知道。听说后三舅很生气，责怪父亲这事为啥不早告诉他，如果他知道不会让她带走我：因为当年他是把外甥女送给王家的，是冲父亲老实厚道。责怪归责怪，吃中午饭，他还是和父亲一起去一肯中大马架子找到了母亲。他们去时，我正在外边和小朋友们玩耍，怎么和母亲说的我不知道；走时只听三舅说，让我多穿点衣服，他家孩子多没有盖的。现在才理解舅舅的用意。晚饭前我回到了家，饭后，王家的人听说我回来了，大人和孩挤了一屋去看我，同时也听三舅讲他们是怎样把我领回来的、以及回来对父亲和我都有什么好处。我在窗前和伙伴们玩耍，那时虽然没有电灯，借着小煤油灯透过窗户纸的那点儿亮光，我们玩得也很开心。我才走了一个多月，伙伴们见了既不陌生又很亲切。我也是边玩边听屋里大人们都说些什么。三舅说的一句话使我很茫然：从大马架子走时，他明明说是领我回来去他家住几天，然后由他亲自把我送回去，让母亲朝他要姑娘；今天他却说：“这回来多好哇，和她父亲做个伴，离姥姥家也近，她母亲是要回东北嫁人的，不管嫁给谁也是‘带犊子’。”第二天早饭后，舅舅领我去了他家，还从我家拿了一床褥子。路上我问舅舅昨天为啥说那话，他又重新给我讲了利弊关系。当时我想舅舅可能是对的，也就没再说什么。

我在舅舅家住了八天，父亲就把我接回来了（父母争夺的过程，见后文）。从此我和父亲相依为命。我们生活也可以，土改时分了一些地，加上自己的共有四十亩地，山地种高粱和荞麦，平地种谷子，也种少许玉米；院子里除了走路的地方，都种小麦，收了小麦种白菜萝卜。美中不足的是我和父亲都不会做饭，荞面只能做疙瘩汤，小米只能捞干饭，什么干粮也不会做。偶尔贴一次高粱面或小米面饼子，大小不一，一锅如果能贴10个，贴5个空间就没了，只好用铲子铲下一半再贴到空地儿。我贴饼子或刷碗都蹲在锅台上，因为个子小，才10虚岁。如果过年过节吃饺子，就我隔壁三嫂来给和面和馅。时间长了，我和父亲也逐渐学会了擀面条、烙面糊子饼、炒鸡蛋等。我们也每年喂一口猪。那时的猪一年也不超百斤，杀后很少卖肉，除非邻居非要买十几斤过年吃，却不过情面才卖给他，因为我们的猪吃粮多、肉膘厚。这些肉过年肯定吃不完，那时的储肉方法只能是吊在闲屋的梁上让它变成腊肉。我小时候最不能吃肉，肥肉连边都不能沾，一直到结婚后的前两年我还是一点肥肉不能吃。后来也逐渐能吃肥瘦相间的肉了，因为丈夫家太穷，可以说是穷户家里挑出来的穷户，一年也就吃三顿放肉的菜（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我每天除了帮父亲做饭、刷碗、喂猪鸡，就和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打棒玩、跳格、踢毽子；有时堂哥王文采（王家唯一一个读过几年私塾的人）还给我们出一些智力题，如：板凳鏊子三十三，一百条腿朝着天，野鸡兔子四十九，一百条腿满地走……不管什么题，最后能说出正确答案的人，只有我。那时候，自觉每天都很快乐，生活充满阳光；也不挨打了：父亲从不打我，也不用粗话骂我。那时的孩子都非常听话，虽不打骂，但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不敢违背。

因为母亲总想领走我，所以这一年父亲没敢让我上学。年底，关东的大舅把她接走了，第二年我才上学。那个年代，村里的户数少，上学读书的孩子更少。我11虚岁上学，在班上年龄也是小的，还有16岁的呢。学校都是复式班，我刚上学时，村里就一个老师，还是外村的，一、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七八个学生围着一个方桌，写字时还相互碰撞；老师给一个年级讲课，其余两个年级的学生写字，很难维持秩序。乱起来，老师就拿教鞭敲讲桌，再静不下来就抽捣乱说话的学生。这种方法还是起作用的，老师于是再接着讲课。我升入二年级的时候，原来的老师调走了，又调来两个老师。这时已经四个年级了，一个老师教两个年级，叫二组复式：一、四年级复式，二、三年级复式。老师给我们二年级讲完课，让我们做作业，再给三年级讲课。我做作业很快，还几乎没什么错误。做完我就听三年级的课，基本也能听懂，有时也像三年级同学一样记点笔记（笔记本是把写过的作业本合成64开，字合里面，把切面钉上；向老师交的作业本也是自己钉，也就是把买来的大白纸或黑纸钉起来；黑纸比白纸便宜一分钱，我的作业多数是黑纸）。这样一年下来，三年级的知识我也能理解80%。升三年级时期末考试，我的语文、算术都是100分。年初开学时，老师宣布我跳级，跳过三年级，直接升四年级。因为原来的旁听，学习四年级的课程我一点都不吃力，渐渐地我的成绩又名列前茅。

村校只有一到四年级（初小），升“高小”后，也就是五、六年级，就得到十几里路程的巴里营子总校去就读。考上高小了，父亲很高兴，就是中午干完活自己做饭也心甘情愿，因为我就是他的希望、并且能给他养老送终的人。因为路远，中午带饭（一个高粱面或小米面饼子和一块咸菜疙瘩），中午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吃饭了，只有我们几个离家远的坐在教室里啃凉干粮。只能是下午放学后，走上十几里路回到家和父亲一起做顿热乎饭吃。我们营子在高小念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男生，比我高一年级，我们从不一起走。十几里的空地，每天只有我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觉得很害怕。从农民把种子撒在地里，到间苗、收割、刨茬子，目睹了全过程。

就在我五年级第一学期时，有人对我父亲说：“一个姑娘家念那么多书有啥用，能记个豆腐账就行了。念多少书将来也得出嫁。不念书至少还能在家给你做饭、喂猪鸡，省得你干完活回来还得自己做饭吃。”父亲一听认为这话有道理，就提出让我退学。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因为我太想读书了。我不听，父亲就把我的书包锁在箱子里。等父亲上山干活走了，我空手也去上学。老师发现我不做作业，问明原因后，第二天就到我家做家访。那天是星期天，老师说服了父亲，答应星期一让我上学。星期日父亲没去干活，我整整跟他说了一天好话，内容就是：我准备怎样起早贪晚帮他做饭、喂猪鸡，以及干其他力所能及的活，念完书，找工作挣钱给他养老等等。星期一早晨，我早早起床、做饭，喂了猪鸡，满怀希望地等父亲回来吃完饭去上学。这时，父亲起来去外边呆了一会儿回来后又说不让我上学了。我又空手到学校，把情况告诉了班主任老师。老师觉得失去我这样一个学生很可惜，因为我的各科成绩在班上都是第一。那时候“5分”制，我的作业本和试卷几乎全是5分，偶尔一次得了4分，我是非哭不可。因为爱哭老师也批评过我，说小性子、娇气等。因此，班主任老师就去校长室把情况汇报给了校长。当天下午校长就去我家做家访。校长叫王维新，是管整个“五区”的总校长，五区包括现在的大双庙、甸子、必斯营子和榆树林子四个乡。人家能在百忙之中去我家做父亲的工作，而且从那一次后父亲再没改变主意，一直到小学毕业。

毕业那年是1959年，国家计划要普及小学教育，经有关部门批准，宁城招了一个初师班，我是我校两个班应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考入的，另一个是复习生。开始时计划三年毕业，后来因普及小学教育、教师不足就给我们开“快车”，一年学完三年的课程，提前毕业参加工作。从此，我的人民教师生涯开始了，直到退休。这是王维新校长的那次家访改变了我的人生。至今我也很感谢他，可惜他早已离开了人世间。

我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是养父没能给我尽孝的机会。我当老师了，把他高兴得不得了，亲戚、邻居奔走相告，他觉得老来有靠了。之前，老叔几次想把他家三儿子过继给父亲，可父亲始终没答应，说什么就指着姑娘这一把镐头刨了。

我60年参加工作，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计划经济，每月工资只有18.5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市场上只够买一斤火烟或一挑子白菜，每月的工资除了吃饭所剩无几。我没能给他老人家买过一双鞋和一件衣服：那时每人每年国家只发给二尺半布票，我们两口人的布票都做不了一件衣服，供销社根本就不卖成衣。记得一到春天换季时，拆了棉裤把棉花拿出来，合上里子做成夹裤穿。农村都成立了合作社，耕种质量差，又加上天旱，粮食欠收，又要交公粮，分到每个人头的就不多了。家家粮食不够吃，不足的部分用瓜菜代。我唯一回报给父亲的是24斤小米，国家职工每月32斤细粮。学校冬天吃两顿饭，每顿4两米，每月剩下4斤留到夏天吃三顿饭时补上。我回家看见父亲因为吃灰菜腿都肿了，回学校后把我冬天省下的24斤小米领出来送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