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几天前走了。
姥爷去世的两天前妈妈给我发微信，姥爷的病情稳定，精神状态比我上周回家时好了一些，请了护工准备长期照顾，叫我不用担心。我心情大好，上京东买了一堆书；两天后一大早妈妈打电话，说姥爷不太好，尽快回来；匆匆忙忙刮了个胡子，换了身素色衣服，买了从天津飞回家的机票，刚到北京南站，表姐发来微信，「没了」。
我是春节时知道姥爷得了肝癌。姥爷去年年底时体检查出了癌症，医生说大概只有两三个月了，建议保守治疗，「想吃啥吃啥」。春节回家时发现，大人们几乎每天都在往姥爷家跑，换着花样做好吃的，陪他们打麻将，再加上大人们只言片语的信息，我也猜出来了几分；表姐表妹们都是被「正式」地告知这件事情的，我和我妈倒是很有默契：我猜到了，她也猜到我猜到了。
五一回家时，作为当时在家的唯一一个和姥爷有血缘关系的男丁，我需要陪姥爷洗澡。一来要为他搓背，二来是为了防止他滑倒以及各种可能出现的其他意外。春节时我也帮姥爷洗了澡，三个月过去，明显消瘦了很多，站久了也觉得累。端午再回家，姥爷已经卧床不起，饭都吃不下，皮下脂肪几乎全都被抽干了一样，能听见，但是已经没有力气以语言回应你了。
端午假期的第二天晚上，家人商量决定把姥爷送到医院去。是否送医院是个纠结的问题：以目前的状况而言，已经没有什么治疗或缓解的好方法，在家里每天都在点滴果糖和ATP，去医院不会有本质的区别；但又怕一旦病情突然恶化，家中无法及时处理。有人觉得，如果在家中去世，好像子女不管不顾一般，显得「不孝顺」；但也有人想，若是送到医院，感觉像是把姥爷遗弃在了那里等死，心中也难过。最终决定送医院，救护车来时，我看着他们把姥爷用身下的褥子兜起抬下楼，我随着救护车一起到了医院。全程姥爷都睁着眼望着前方，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者他是否还在思考。
我在医院呆了两个下午。姥爷已经不大能动，翻身、便溺都需要我们帮忙。虽然经常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但状态好的时候，姥爷仍能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只是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也有亲戚来探望，不可避免地会聊到关于癌症的话题，虽然我们之前从未向姥爷正式提起，但我想他肯定也知道了。只是到了这一步，不知道他是否还有能力去消化「癌症」到底意味着什么。
端午假期结束，我从医院离开的时候在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姥爷了。
这确实是我见姥爷的最后一面。
我相信人死了就是死了，没有天堂，更没有地狱，丧礼是折腾一部分活着的人，做给另外一批活着的人看的。家乡的丧礼与其他地区相比已算简单，但我仍然觉得大部分仪式毫无必要。在殡仪馆悲伤的我，眼泪却被收放自如的「哭丧」给打了回去：这更像是一场表演，死亡是表演的引子，但之后的情节已与之无关了。
在殡仪馆的大多数时间，我只是在发呆，叠纸钱，或者叠着纸钱发呆。父母们迎来送往，还要安排之后的各种事情一刻不停，着实没有悲伤的空当。繁复的丧礼在这个时候终于发挥出来一些在我看来可堪算作正面的作用：它用一套仪式捆绑住了我们的情绪，避免了那些突如其来或者旁逸斜出的哀与伤。
出殡的那天下起了雨。从写作文的角度看，雨天能渲染伤感的气氛，但从操作的层面讲，雨天只会让所有的参与者更加狼狈。纸钱和花圈在雨中呼呼地烧，黑色的灰屑在空中乱飞，看得让人心焦。
来探访的亲友大多称赞了姥爷生前温和善良，因而生存期从三个月延长到了六个月，病程中几乎没有疼痛（很多癌症病人后期均十分痛苦）；亲戚也说姥爷一生与人为善，到死也不难为别人，准备的衣服尺寸恰好合适，丧礼流程也十分顺畅，就连我和妈妈在家中随便拿的一块用来放在纸马之中做「褥子」的棉花的大小与纸马也相当匹配。若是人死后真的有灵魂，那姥爷灵魂一定在我们身边。 亲友们有一些看起来真的很相信死后的「另一个世界」。前面提到的褥子是应姥爷的姐姐的要求而加上的，「在车上垫上褥子，走的时候不硌得慌」。家里人倒是对此看得很开，觉得死后把器官捐出去蛮好，还认真地问了我老年人遗体捐赠是否还有价值。我还跟爸妈认真探讨了「移风易俗」的话题，待到他们百年之后，我作为一个激进派，一定会以现代的方式简单而严肃地筹备这一切。
丧礼结束的那天晚上，我才平静下来回忆与姥爷相关的事情。姥爷是一个乡下中学的校长，我父母也都在那所中学工作，因而与姥姥姥爷一同生活；姥爷退居二线去了县城不久，我去县城上小学，当时父母仍在乡下教书，我在姥姥姥爷家住了三四年，户口也挂在他们名下；直到表弟出生，他们人生的新任务到来，我才离开二老的庇荫。在我的印象中，姥爷是一个十分宠爱孙辈的人，小时候的零食大多是他买给我的。姥爷有各种怪招来逗我们笑，教育系统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老师和学生，他参加工作以来各种奇妙的故事似乎永远讲不完。姥爷爱下象棋，我常跟出去看他下棋，我自己的棋艺却一直没有长进；姥爷写得一手好字，家中的电话簿永远整洁清晰，我的字却永久性地停留在了小学水平；有一阵子姥爷痴迷金庸，舅舅为他买了一套三联版的《金庸全集》，我真正读金庸却已是读博之后时候的事情了。虽然跟在他身边好多年，姥爷的优点我似乎一个也没有修习到，现在想起，早已来不及。
在姥爷的子女口中，姥爷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据说姥爷年轻时一心扑到工作上，对子女的关心比较少，是个威严的父亲；待到子女成家，他老人家提前退休，与子女们的关系才慢慢拉近。近几年物质极大丰富，经历过困顿生活的老人们往往对各种物资敝帚自珍，惟姥爷乐于将这些分与子女。据妈妈说，姥爷病程后期已经有点犯糊涂，一次指着桌子上的点心对她说「分三份」；妈妈以为是要把什么东西送人，结果姥爷说「扔掉！有毒」。端午我和妈妈陪床时，妈妈拉着姥爷的手自顾自地说，「爸，我知道你疼我们，什么都想着我们」。当时守在姥爷身边的是三个女儿，即便想不明白了仍要把东西分成三份，让人难过。
出殡那天，姥爷的老部下、现在县里的教育局副局长为姥爷念了悼词。在悼词中，姥爷被称为「我县职业教育的奠基人」，白手起家，将一个乡下的中学做到可以挑战县城的高中，确实不易。姥爷一生清高，不争名利，在可以升职时选择退居二线；不愿为任何事向别人求情，我爸妈在教育系统内部的工作调动拖拖拉拉好几年才弄好。我没姥爷那个本事，这性格倒是一辈辈传了下来，也不知是好是坏。
丧礼结束后，家中的一切都似乎回到了正轨——爸爸去参与高考监考，妈妈把最近耽搁的家务都做了一遍，表姐们定期去姥姥家聚齐为她解闷，我则匆匆回到北京，把假期前后落下的事情一项一项弄完。地球依旧在转动，生活还是要继续，世界少了些什么，可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