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金马奖上，电影《八月》在一众电影中脱颖而出，拿下最佳剧情片大奖。或许是因为金马奖的光环，这部电影上周五终于在院线公映，目前票房已经有282万——虽然只是动辄上亿的大片的零头的零头，但对比一下，去年的《路边野餐》只有六百万票房，《长江图》只有三百万，三天就有两百多万的《八月》，已是相当不错的了。

《八月》的故事发生在1994年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九十年代的中国进行着一件关系无数人命运的事情「国企改革」，换成我们更熟悉的词汇，就是「下岗」。导演张大磊的父亲张建华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师，曾拿过金鸡奖和华表奖，因此张大磊从小在电影厂的大院长大，见证了电影厂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兴衰。片中的张小雷即可视为导演自己（「大磊」与「小雷」），记录下孩童视角中那些大人世界复杂的故事，虽然平淡似水却回声隆隆。

张大磊导演1982年生，比我大十岁，他所经历的九十年代是黑白色的回忆，对我而言则是一片模糊。尽管如此，大概是经济水平的差别（省城呼和浩特与我的家乡小农村的发展差距至少有五年），影片中一些符号仍然能击中我的童年，比如小鸡啄米的闹钟，大尺寸的收音机，搪瓷盆与暖水瓶，以及爬不上去的大二八自行车。

我家有一个与电影中一模一样的可调亮度的台灯，据说是我爸妈结婚时买的，大概在我初中的时候里面调光的电感线圈炸掉了，爸爸用一个大号铁夹替代了被烧坏的底座，摇身一变成了床头灯。我上大学的时候拿到了北京，现在还在我的床头照亮我的黑夜。这个比我还老的台灯塑料已经非常脆了，灯泡也从最早的白炽灯变成了节能灯，但依然可算是我从小到大一路走来最好的见证。

我的家庭很幸运，爸妈都是老师（就像片中小雷的妈妈一样），因而没有经历「下岗」。有一次在家中闲聊，妈妈说她高中毕业要工作时，姥姥姥爷都是老师，因而自己十分不想做老师，第一份工作去了县里工资福利都十分高的白酒厂；结果工作了一阵子得了风湿，实在没办法继续做下去，只好回去当老师——阴差阳错，如果她没有得风湿的话，再过六七年就没有工作了。

九十年代，我家乡的财政估计都靠酒厂。我的小学就在啤酒厂旁边，在教室打开窗户都能闻到麦芽的香味，啤酒厂的面包和月饼也是家家户户的首选（当然现在回忆起来，那个又干又硬布满了青红丝的月饼实在是太难吃了）。小的时候不喝酒，不知道本县啤酒是什么味道，也再也尝不到了。2003年我小学毕业，本县的啤酒厂卖给了燕京啤酒，或许是因为工艺提升，也或许是因为经营不善，我再也没有闻过那个麦芽的味道。近几年，各地啤酒被收购是常事。大理啤酒被嘉士伯收购，汉斯啤酒被青岛收购，好歹留了个名字；我县这样名不见经传的牌子，就摇身一变成了贴牌商了。

与啤酒厂相比，我妈妈曾工作过的白酒厂的命运更复杂一些。白酒厂创于1958年，颇辉煌过一阵子，被当年的国家副主席乌兰夫题写过「塞外茅台」，曾是第一个登上春晚的白酒广告，旗下的杏仁露还请过李湘当过代言人……国企改制后，1998年县里把这些资产打包上市，没几年就开始亏损，2004年被借了壳，从此一蹶不振。差不多与这些同时，农村的供销社改制，城里的商场（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民商场」）易主，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我的亲戚就有人波及其中。市场经济对我们这样一个没有煤没有铁的贫困县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听说县里的财政一度不大好，后来房地产热，农村进城买房结婚的青年成了经济支撑，家里的楼房据说也要被拆掉重建；再到如今房地产退烧，房子也不拆了，本县经济也不知道在靠什么了。

前阵子与一位台湾朋友就着一席的《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聊起了计划经济的辉煌与没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与挣扎。在这十几年的时代浪潮中，东北受冲击的情况更严重些，而且目前看并无好转的迹象。台湾朋友作为一个局外人感慨「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真的出现过啊」，但大同梦醒了之后，还是要「从头再来」。

《八月》的片尾，导演打出字幕「献给我们的父辈」。现在回头想，父辈们在如此的集体生活变故下依然能任劳任怨白手起家坚持到今天，实在不易。他们大概是继承了我国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最后一代人了。这种品质并非如官方宣传曲《从头再来》一样激昂豪迈，而是透着一点点无奈、却又始终饱含希望的朴实纯真。在电影片尾，导演选择了由顾城的诗改编的《青青的野葡萄》，则由一个孩子的视角，继承了八九十年代的诗人浪漫。我想，这大概是诗人对父辈最美丽的祝福了：

青青的野葡萄
淡黄的小月亮
妈妈发愁了
怎么做果酱

我说：
别加糖
在早晨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
红太阳